一、文夕大火

　　我出生在长沙市东郊杨家山老屋。老屋背靠杨家山，面临王公塘，此处风景优美环境宜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年11月，我一岁时，日寇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市。母亲抱着我站在屋前坪观看飞机轰炸长沙火车站。当晚，在长沙电报局工作的舅舅下班回家，说火车站在轰炸中死了百多人。一家正在车站附近办喜事的居民，全部炸死，尸横遍地，很惨。那一年，我们没有吃过一餐安心饭，常常是端上饭碗，便拉响了防空警报。母亲、姨妈和外婆就带着我往后山上跑。后来，据舅舅说，1937年至1941年长沙地区共遭日机空袭678架次，炸死1741人，炸伤2307人，炸毁房屋3194栋。舅舅在抗日时期，一直据守长沙，在电报局任报务工作。

　　1938年11月8日，日寇入侵湘北，同日出动飞机轰炸长沙。9日临湘陷落，11日岳阳失守，长沙形势日趋紧张。10日省长张治中误传了蒋介石指示精神，将“焦土抗战，保卫长沙”理解为焚烧长沙，便开会布置了火烧长沙城的行动。12日，焚城的准备工作就绪。13日凌晨2时许，南门外某处突然起火，放火队员误认为是放火信号，便一齐动手，四下放火烧房。该日，全城喧哗，百姓纷纷逃离。这时，大妹又刚出生。我们一家老小无法可想，焦急万分。当时父亲已在广州黄埔军校，无法抽身，看着大火将烧至杨家山时，舅舅赶回，嘱咐母亲带上几件换洗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坐在舅舅的自行车上。舅舅背着我推着车，夹在逃难的人群中，从杨家山过识字岭、浏城桥、浏正街肇家坪、潘后街、东牌楼、司门口、药王街，赶到湘江码头。记得经过药王街时，看到这条当年的商业繁华街两旁尽是商家逃离时的丢弃物，舅舅弯腰从街上捡了一桶饼干，一桶燕窝，给我母亲船上充饥。在大西门码头准备上客轮时，已是人山人海，人们都拖儿带女，拥挤着争上轮船，早已乱成一锅粥了。我看见一位中年男子，站在船上，用一根麻绳捆着一对儿女往客轮上拉，结果刚扯到船沿麻绳就断了，一双儿女顿时掉入湘江，片刻卷入激流。扯绳子的男子昏倒在船仓外，儿女的母亲也一头投入江中，再也没有浮出水面。我和母亲搭帮舅舅人缘好，加上父亲也派人随船接应，这才挤上船。我们坐在父亲早已安排好的二等客舱里，吃着舅舅从药王街捡来的两筒糕点，度过了船上三天两晚的生活。船到衡阳码头，父亲早已派了一辆十轮大卡车停在岸上等着我们。一上车才知道，这时一辆开往前线的军火车。上车时，看到车厢里并排放着六个飞机炸弹，开车的司机是父亲拜托他接我们的司机。车开往云贵前线，就便带上我们。就这样我们跟随汽车一起过雪峰山，出湖南，直往贵州驶去。

　　在出湖南的一个路旁，司机停车下去加水。我们趁机下车舒展一下身体。这时母亲看到一位穿着破烂衣服，年约三岁的女孩昏倒在路旁，有几位逃难的人围着她在议论着。母亲好奇的上去询问，才知是全家被日军炸死，只身逃出的孤儿，已经饿昏倒在路边。母亲很同情她的遭遇，便嘱咐父亲派来的勤务兵将她抱进车里。母亲喂她吃了一些干粮和水，她才苏醒。在她换了一身衣服后，她便被我母亲认作养女了。而我在旅途中也有了伙伴。这位弃儿，就是一直伴着我们生活，直到长沙和平解放后才嫁到铜官乡下的姐姐曾杏元。名字是母亲给她取的，生日便是捡到她的那天，故名曾杏元。杏元姐姐对我很好。我们一起长大，她同我们到过贵州，去过重庆、南京、河南新乡，直到回到长沙，同我母亲后来生下的五个妹妹一起，帮母亲到军服厂接旧衣服拆洗，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不过此时，我已参军，并去东北学习去了。杏元姐姐，其实我还是很想念妳的。

　　二、小城故事（上）

　　我们坐在装有六颗巨大炸弹的军车上，经过半个多月旅途颠簸，终于在离麻江小镇二十多里的公路上，被姨父徐更生接走。姨父徐更生也在军队，是一名军犬训练营的营长，驻扎在麻江山区。姨母先期到达麻江，在小城开了一家缝纫店，帮人做衣服维持生活，母亲开始是帮姨母踩缝纫机做衣服。后来，姨父帮我们在临街租了一间铺面，我母亲便将父亲汇来的安家费，开了一家副食品店。此时，母亲又生下了妹妹。这一年，祖母死于铜官乡下，为纪念祖母，父亲从抗日前线打来长途电话，给她取名为曾忆慈。忆慈是在杏姐帮助带大的。母亲背着她告诉姨母是路边捡来的孩子，取名“杏元”的含意就是“弃儿”。

　　麻江小镇不大，人口也只有几千人。云贵路从中穿过，两旁聚居着百来户人家。镇中有一家中央银行分行和几家店铺。人很淳朴友善。镇郊有一所完全小学，这便是我启蒙的学校。在麻江小镇，虽然不时也有日机飞过，偶然丢下几颗炸弹，但比在长沙还是平静不少。因为大妹年幼，杏姐要帮母亲照顾小店，便将外婆接来同住。外婆常常利用姨母店里的碎布屑拼拼凑凑，缝制成布娃娃摆在店面上卖，倒也十分走俏。常有人家到小店预定。

　　我们开的副食品店，是一家杂货小店，临街一溜柜台，上面并列着二十几个玻璃坛子，装的是酱油、食醋、泡菜、豆腐乳，还有食盐和油等，另外还备有散酒和煮黄豆、油炸花生米、兰花豆、葵花籽、南瓜子及腊牛肉干，也兼卖些针、线、扣等家常用品。店内摆着四张方桌，是酒客们品酒喝茶的休闲地方。那些年，我常坐在柜台上接待客户，收上几个铜钱，揭开玻璃墰，舀上两匙酱油或者二两酒。许多临街住户都认识了我。一天，姨父牵来一条高大，威猛的军犬，说是父亲从缅甸托便车带过来给我们守店的。此时父亲已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外军事考察团任美军联络官，与抗日远征军一起在缅甸、印度一带参加抗日战斗，并负责美军联络工作。因为是父亲从缅甸送来的军犬，母亲便给它取名“缅带”。“缅带”很听话，早上总会含着竹篮陪母亲到集市买菜，中午就含着饭盒到完小给我送饭，下午又蹲在校门口接我放学回家，晚上就蹲在店里守夜。在麻江几年，“缅带”成了我家不可分割的一员。特别是在那几年兵荒马乱的日子里，麻江小城又是临接云贵公路，盗窃猖狂，但我们有了“缅带”，很是安全。不认识的人特别怕它，相识的老客户，又特别喜欢它。“缅带”对老顾客很友善。有时，老顾客拿两个铜钱，叫它到街上“同乐园”包点店买包子，它也含着钱去买。“同乐园”的服务员也会用纸袋装着包子交“缅带”含回店里交给顾客。“缅带”在我们家相处了两年多，后来被人捕杀了。姨父派人查找过，一直没有找到，后来我们便再也没有养过狗了。

　　麻江是一个小镇。我们住的靠街铺面，后面是一个小院，小院对面是我们的住室，院内树荫笼罩，倒也清凉舒适。我们后面近邻住着一位名闻麻江镇的大盗，名朱宏武。朱宏武每天晚上带徒弟练功。一天晚上，外婆到铺面有事，经过院子，听到房顶上有人在跑，惊得一身冷汗。谁知房顶上的人却对着外婆说：“外婆，莫怕，我是朱宏武。”但就是这个朱宏武，却在我家犯了案。案情是我家有一座水晶玻璃鐘，是曾祖母从皇宫带回来的无价之宝，传到我母亲后，母亲就将之摆放在靠庭院的书柜上。谁知一天晚上被偷走了。姨父得知，便牵着一只军犬前来破案，军犬嗅了嗅后，便带着军警直奔大场坪（集市），结果在一当铺内缴获。一问，原来是大盗朱宏武偷盗后，委托寄卖行寄卖。朱宏武便被军警抓去了。临押走时，他对母亲说：“曾太太，这是我徒弟干的，事发后我才知道，很对不起！”我母亲到牢房里看望了他，并给他送了饭。母亲告诉我们：“朱宏武是个孤儿，父母兄弟全家七口人全被日军飞机炸死，姐姐被日本人抓走做了军妓，据说惨死在军营。朱宏武在深山老庙里跟一位武功和尚学武。回家后得知一家惨死，便趁夜杀死了两个巡逻日本鬼子，只身逃到麻江，沦为大盗。

　　姨父到牢中看望了朱宏武，对他说：“朱宏武，听说你功夫了得，一副手铐都拷不住你，只要双手一搓就脱了，你表演给我看。“朱宏武便当着姨父面双手一合掌，猛然一搓，手铐就脱出来了。后来，朱宏武在临刑时，被徒弟们救走了。他们参加了游击队，打鬼子去了。这是他托人搭了一封信告诉我母亲的。再后来，民间纷纷传说大盗朱宏武成了游击队长，方圆几十里的日本鬼子都怕了他！

　　三、小城故事（下）

　　我说过在贵州麻江我们在临街开了一家副食品杂货店，没有店名，但人员关系极好。我们店面斜对面新砌了一栋二层楼房，楼房虽简陋，但前有小院，后有花园，环境倒也优美。小楼住着父子两家人。父亲一家三口住在楼下，儿子一家三口住在楼上。但奇怪的是，虽属至亲，这两家人从不说一句话，即使是在街上偶遇，也只是一笑了之。但这两家人对我母亲极好，到店里买油盐酱醋之类，总是笑脸相迎无话不说的。有时对方忘记带钱，母亲总是说：“没关系，下次一起送来就是。”我问母亲，这家人怎么回事？母亲却说：“大人的事，细伢子莫管。”后来从到我家小店买酒吃的几位老顾客闲聊中，才知道这里面竟有一段凄婉的故事。

　　原来，那对父子姓吕，是从重庆疏散来的，同在麻江中央银行办事处工作。他们的妻子（刘氏母女）原是由湖南祁阳县逃难到麻江镇的。因为日寇占领长沙，祁阳惨遭日军轰炸，丈夫被日军抓作劳工后死在日军枪下，母女俩被迫随着逃难人群，千里奔波，逃到麻江，沿门乞讨，讨到吕氏父子家中。吕父见其可怜，便收留为佣。吕先生时贵州人，妻子在逃难时被日机炸死，得知刘嫂的丈夫也是死在日寇枪下，不免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吕先生在银行值夜班，儿子在银行任会计，父子不同班。于是，白天刘嫂母女在家洗抹、清扫、洗衣做饭，照顾吕先生一家起居生活。中午，刘嫂照例提着饭篮到银行为吕少爷送饭。晚上，吕先生的晚餐便由刘嫂女儿承担。

　　1940年，日军轰炸重庆和相邻的县城，麻江镇在劫难逃，加上日军获情报，得知军犬队建在麻江，还有一情报站，更是重点轰炸。那年仲夏，刘嫂提着饭篮给吕少爷送饭，刚好遇上日机狂轰滥炸，县城一片混乱，街上是横遍地，惨不忍睹。刘嫂护着少爷夹在难民队伍中，逃到贵阳县，一住就是几年。期间，吕少爷没有工作全靠刘嫂做些小生意维持生活。吕少爷因思父心切，偶感风寒，病卧在床，是刘嫂日夜照顾，熬药煎汤治好的，二人在患难中结为夫妻。第二年刘嫂产下一子，夫妻疼爱有加。

　　1944年，局势稍有平静，吕少爷又回到银行上班。在银行意外发现，原以为死于日寇轰炸下的父亲依然健在，惊问，才知道当年父亲躲避日机轰炸后，回来发现家已被炸毁，成了一片废墟，才逃到麻江山区一老友家中躲过一劫。儿子回到家中告诉妻子，妻子急着询问女儿下落，当晚一家人赶到父亲家中，才发现父亲已经结婚生子，继母竟是妻子的女儿。而吕父也惊知，娇妻的母亲就是自己的儿媳。一方既是儿子又是岳父，一方既是女儿又是婆婆，怎么称呼？

　　原来，吕先生在麻江山区朋友处住了几天，又在好友安排下，搬到另一山区杂屋居住。一住几年，全靠刘嫂的女儿帮工，开荒种菜维持，二人在患难中结为忘年知己。吕父和刘嫂的女儿都以为亲人不在人世，在悲痛中互相慰藉，患难生情，也就结为连理，并产下一女，虽然老夫少妇，倒也其乐融融。

　　真相揭晓后，两家人自然十分尴尬，加上都已生儿育女，不便称呼。虽然儿子在废墟中重砌了房屋，将父亲一家接回住在一楼，但父子母女只是点头一笑而已。

　　1945年过年前，我父亲从印度回国，将我们一家接到重庆。吕家父子先后到我家辞行，刘嫂母女各抱着孩子，同我母亲在县城照相馆合影了一张纪念照，但可惜照片在70年代十年动乱中被烧毁了。至今，我们不知道这吕氏两家人还在否？

　　四、重庆岁月

　　1945年，离开麻江小城那一年，有几件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一是姨母家缝纫店所雇的缝纫先生，在那年三月初三对歌节中，凭着买下的一本山歌参加对歌节，居然带回来一位美丽的苗女，并且在姨母店里办了一桌喜酒。后来，我们被父亲接回重庆后，姨父一家也搬回了重庆。其二是我们在麻江生活的那几年全城都靠城东一口古井吸水生活，家中挑水做饭，都是姨父派给我家的一名勤务兵承担。记得那口全城人赖以生存的井水，冬暖夏凉清甜滋润，井台是几块青石板拼凑，杏姐常在井边洗衣。1940年，日寇轰炸麻江时，水井的青石板突然裂开了花纹，全城轰动，都跑去看，一时流言纷纷，都说，石板开花，主兆巨变。果然，那一年日机轮番轰炸小城损毁一半，我们一家老小是姨父接到他们军犬队山区才躲过一劫的。第二次石板开花是1945年，那一年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倒也是吉兆，可惜这时，我们一家也迁回重庆了。

　　重庆，当年八年抗日战争中的陪都，也是战乱时期的避难城市。因为人口骤然增多，父亲从缅甸调回国防部时，拜托军中朋友，才找到建在燕棲洞旁的一间民房。民房是并列两间，外面是杂屋和厨房，里面是卧室，只有一个窗子，窗外是山坡。这里是一湿二多，长年四季潮湿，老鼠多，蜈蚣多。国防部派来照顾我们一家的勤务兵郑昌师，一次在厨房米桶里抓了十几只大老鼠，装在麻袋里打死了。还有一次，父亲下班回家，拿起水杯喝茶时，发现水杯口竟然爬着一条足有15公分长的大蜈蚣。在燕棲洞民房我们住了两年。那两年，母亲怀了三妹曾致胜，经常是骑着军马到重庆陆军医院产检，临产也是骑着军马到陆军医院生的。那一年，我正在重庆一完全小学读书。春季开学的一天，学校正在上朝会，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坪里。校长刚讲完话，忽然校门外驶进一辆吉普车。车到校门口，下来一位瘦高个子，披着黑色大氅的人，走到校长处。这时，校长才介绍是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来看望学生。蒋总统给我们讲了国家抗日形势，说，你们父兄正在为国家打日寇，建奇功，你们应该雄赳赳气昂昂，才不愧是将门子孙。几句话后，便匆匆离开了我们小学。

　　当年8月15日，果然日寇无条件投降了。那一天重庆市彻夜狂欢，我是学校童子军成员，那天我们全着童子军服，提着童子军棍，唱着童子军歌，排着整齐的队伍行进在大街上，融入到狂欢的人群中，享受到胜利的氛围。学校放假三天，父亲带我们兄妹到重庆看了一场电影。父亲在参加远征军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一名配着金笔的日本军官。军部将那支高级金笔和军刀奖给了父亲，而就在那次看电影时，金笔却被扒手扒去了，父亲为此心痛了好几天。

　　在重庆，父亲虽在国防部工作，但因国难当头，物价飞涨，父亲经常拿不到工资，只得在燕棲洞外公路边摆地摊子，将家中不用的杂物和稍微珍贵一点的物件变卖。一次大妹曾忆慈玩的皮球滚到马路中间，大妹急着跑去捡，被父亲一把拖回时，一辆疾驰的汽车将皮球压碎了。好险！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大妹回家后，被母亲很骂了一顿。

　　五、陪都魔影

　　在重庆的日子，除了待在潮湿的燕棲洞，便是躲警报。1945年的春季，还是不平安的。日机日夜轰炸陪都，大有非要铲平重庆不可之意。紧靠我家的后面山上有一个印刷厂，听说是新华印刷厂。一次一位抬机器的工人从山上失足摔到我家窗下，几位工人正在抢救。我母亲送茶给他们喝时，听他们说，正因为印刷厂在山上,又是印报刊的，所以成了日寇重点轰炸目标。一次，我们正躲进防空洞，三妹曾致胜放声啼哭，躲警报的人怕惹来飞机，吼叫让我们出去，母亲也忘记带牛奶了，便冒险带我们兄妹跑回家中。第二天我们才知道，那座防空洞果然成了日机的轰炸目标，日机用炸弹把防空洞门炸垮了，里面躲警报的几千人全被活活逼死在里面。母亲说：“观音菩萨保佑，我们躲过了一劫”。

　　1944年至1945年陪都重庆人口激增，物资供应特别困难，尤其是肉类，有钱都没法买到，于是就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这事是我到姨母家玩时亲自看到的。

　　姨母跟随姨父搬迁到重庆，住在民权路孙训里一条小巷里，巷口是警察局，警察局的旁边是小学校。一次该校学生打篮球时，将球投到围墙外的一家包子铺里去了。学生们中有位读高小的孩子，进去捡球就再没出来。家中向警察局报警，将该包子铺包围后，进去搜查，结果在作坊的案板底下一个土洞里关了几个小孩，这位学生也在里面。通过询问，才知这家店是人肉包子店。原先有人报案说，这家包子肉很鲜，还吃出过人指甲。开始警局还不相信，通过这次小学生捡篮球的事件，这才相信确有其事。

　　还有一件事，是老师告诉我们的，说有个肥胖的商人在茶馆里喝茶，同桌一位茶客不仅帮他付了茶钱，还跟他交谈得很投机，临了，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这次是带几匹布到重庆去贩卖。那人托他带封家书。商人想：一封家书么，随便帮忙投递一下，说不定也结识一个朋友，何不一举两得。便接过家书满口答应下来。后来，商人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投递的地点，发现在一条很偏僻的小巷里，在门外敲门半天无人答应，因为该处只有一盏微亮的街灯，更显得小巷阴森恐怖，便麻起胆子，拆开信封观看，不看不知道，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信纸上只写了一句话：“今送到肥猪一头，请纳收。”商人急忙报警，警局包围该屋，才发现是一个专门杀人贩卖人肉的犯罪集团，当场还解救了几个待杀的胖子。

　　姨父告诉我们没事不要上街去，怕人贩子拐小孩。姨父说，最近重庆发生了一个专门拐几岁的幼童，回去装在坛子里，坛子只留四个洞，让小孩手脚露在外面，随后让小孩长成坛子形状：矮胖滚圆，在带到外面玩杂耍赚钱。

　　在重庆还发生一件将活人打得遍体鳞伤后，将刚剐下来的活狗熊皮，趁热血，立即贴在该人身体上，让熊皮和人皮长到一起后，牵出去玩把戏的惨案。这是我在重庆晚报上看到的，据说还是受害者的家人在看狗熊当街写字时，受害人趁罪犯不注意，写下“我是你丈夫，快报警！”这才破的案。

　　在重庆，我们住到日本投降后，父亲随国防部迁回南京时，便一起回到南京，住在国防新村宿舍。这才结束苦难的八年离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