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简介：杨汉民，1911年出生于长沙县青山铺皮家塘，在乡下读过四年小学，13岁进城在“围墙背”帽店当学徒，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参加过长沙制帽业工会工人纠察队。马日事变后，他躲避到乡下，20多岁时在第一纱厂(裕湘纱厂)做了八个月的进货计磅员。1933年与人合伙在臬后街开办了“新致美制帽庄”。前店后厂，父亲担任经理负责管理，由于经营得当、敢冒险（如偷做红军的八角帽送往江西以货易货等），生意十分红火，两年便还清了200块光洋的借债，还给他的妹妹办了婚事，供他两个弟弟读书。1933到1938年的五年间，是我家经济条件最宽裕的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从事针织制袜业。1953年公私合营，成为万众袜厂的资方副厂长，文化革命前任市一轻局纺织工委副主任。父亲1952年加入民建，1953年底当选为西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后连任第二届区人民代表、长沙市第三届人民代表，文革后任第四届市政协委员，文革前、后任过两届民建纺织工业支部主任。1984年去世。】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冦侵占湖南期间也给我们家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痛苦和刻苦铭心的记忆。

　　日军轰炸跑警报

　　1937年11月20日上午，张治中到任湖南省主席。父亲租了一辆自行车与一位王姓朋友到火车站观看，从肇家坪巷岀来，左转到建湘路上，离老火车站差不多还有百米远时，听到隆隆的飞机轰鸣声，看见天上有飞机飞来并投下东西。大家以为是传单，停车准备去接，突然发现飞机上投下的是黑呼呼的东西，正正地落在火车站对面的“两湖饭店”。随后是猛烈的爆炸，烟雾腾空而起，灰尘扑到我父亲身上，吓得他们人翻车丢，不要命地跑回到家中，很久都说不出话来。这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长沙，冲着张治中而来，可怜当天正在“两湖饭店”办婚事的200余人全部惨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杀。我父亲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1937年11月以后，长沙不断有日本飞机来袭。为躲避日军空袭，我们家开始了“跑警报”的生涯。母亲说，那时听到警报一响，人们就拖儿带女，慌慌张张急急忙拉往外跑。住城西的人一般到青年会地下室或草场门湘义粮仓躲避。因为前者建筑坚固，有地下室，后者储存粮食可避炮弹。来不及跑时便用几床棉被铺在饭桌上，人藏在桌子下。小学生则蹲在课桌下面，以防弹片。有时警报未响，炸弹已扔下来了。当时我大姐两岁，跑不动。敌机来了，母亲只好抱着她到处躲藏。市民白天不敢随意出门，人心惶惶。政府方面也登报出告示，要求设法疏散。那年我们家住在臬后街“新致美制帽庄”，为了安全，母亲带着大姐于1938年夏天暂回福临镇青山铺的老屋居住。

　　文夕大火大逃难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随后进入湖南北部，11月上旬岳阳失守，长沙和周边乡镇笼罩在战火的硝烟之中。11月7日，蒋介石到长沙，重申“焦土抗战”方针，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便实行焦土政策。在民众中很快就有了各种传言，说长沙不能让日本人得了，要烧掉。生意人相互转告，暗暗地做着撤离的准备。战火逼近，要想把所有财产都运走是不可能的。父亲只得选择一些主要货物、设备。11月10日，他将制帽用的绸缎、棉、毛、布匹，连同三部缝纫机绑好，雇人用土车子开始运往乡下。出城时只听见煤油桶响声不断，沿途人流不息，人们惊慌不已，在河边等待过渡的人、车、货更是拥挤不堪。父亲押送货物先乘船，后转旱路，途中住了一晚，于12日夜回到青山铺皮家塘。国民党守军是在12日晚开始纵火的，13号凌晨我父母在乡下看见长沙方面烧红了半边天。大火烧了五天五夜。这场大火，使3千多人丧生，2万余人受伤，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国货陈列馆烧得只剩下几根柱子，天心阁也被烧得断壁残垣，市内到处瓦砾一片，财产损失无数。父亲辛苦经营了五年多的“新致美制帽庄”也被化为灰烬。这就是我父亲经历的长沙“文夕大火”。

　　长沙大火后，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都避住乡下，两个月后，为生活所迫又去了长沙。1939年初，他在长沙做了一个多月的转手买卖，稍有盈利。随后又与师弟一起去江西吉安做行商，买卖袜子和烧碱，获得400元光洋的收益。1940年上半年和人合股在朝阳巷开设“大公福针织厂”，父亲入股400元做副经理，但父亲仍跑外河，历经艰辛做行商。在做行商的两年间，两次躲过土匪抢劫。有一次在江西，他们雇了一只船运货，行至一座十七孔桥洞时遇日本飞机轰炸，桥被炸断，他们却幸免一劫。还有一次运黑淀粉返回长沙，在湘潭附近遇大风船翻了，他和同伴抓住船沿，抱在浮在水面上的装黑淀粉的铁桶上，保住了性命。1941年父亲考虑到当时战火纷飞，安全难保，做行商太过艰难，便又与人从药业公会购得铜铺街7号做厂房，门面仍在朝阳巷，在炮火中继续艰难地经营着针织业。

　　亲人惨死贼人手

　　我大哥杨日晖是在日本飞机的狂啸中出生的。1940年农历十一月初九，上午10时左右，母亲临产。随后日机数次从皮家塘上空飞过，12时，孩子诞生。因此，父亲就其谐音给取名“日晖”。

　　我的大姑的惨死是1942年的事。大姑杨玉清，比我父亲大两岁。她十六岁结婚，嫁给朱家，育有两子。1942年秋，日军侵入长沙东乡一带，大姐和两个妯娌一同躲在一座房子里，日本兵包围了房子，硬说她们是国民党军的连长太太，不由分说，毫无人性地将她们全部杀害。年仅33岁的大姐被砍成四块，惨死敌手。日寇对我们杨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父亲得知亲人被害的消息，赶往乡下，见状，十分悲痛，哭得很伤心。大姐丧事之后，父亲随即把她的母亲从皮家塘接到长沙铜铺街居住。一年后老人即因病去世。

　　数次遇敌巧脱险

　　1944年上半年，日本侵略军逼近长沙，过了新河。为保生命安全，父亲不得不于四月初带着家人，离开长沙，逃难他乡。当时，与我们家同行的还有父亲的大弟一家三口人、母亲的哥哥、弟弟、侄女及大公福针织厂张师傅等四个职工，共十余人。

　　母亲说，他们一行人是乘坐预先租下的木帆船离开长沙的。一路惊险相伴。走的那一天，船离岸不久，舵就断了，帆船横在河中，无法动弹。船老板大呼救命，危急关头，找了一条小船，将人接到岸上，换了舵，才又上船继续前行，到达湘潭。再从湘潭到石塘乡时，人刚下船，又遇敌机疯狂扫射，大家赶快躲避到岸边的一座茅屋里，平安无事。待飞机走了，才从船上卸下了行李和货物。然后，毫无目的地边走边找住地。听路人说张山冲安全，就到张山冲租房住下。

　　张山冲是石潭乡一栋大瓦屋，后面是山，前面是一片稻田。初去时，无敌情，我们家靠带去的袜子等货物，换一些钱，购买油盐米菜维持生活。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夏天。农历十月初，我的二姐诞生，因出生在湘潭石塘，故取名石君。不料，农历十月中，在母亲生下石君的第九天，日本鬼子突然来“打闹”（扫荡）。男人们闻讯躲开了，老弱妇孺只得集中坐在一间房子的角落头，相依为命，相互壮胆。女青年则用锅底的黑灰涂到脸上，藏在床底下。幸好，日本鬼子抢了粮食、鸡鸭就离开了张家大屋。

　　日本鬼子走了后，为防万一，大家急忙从旁门沿山路逃离，我的表姐抱着才出生九天的二姐跑在前面，母亲拉着九岁的大姐和三岁的大哥同邻居们走在后面。走着，走着，没想到，两个日本鬼子猛然从山上跑下来，一边用枪口对着母亲的胸膛，一边强行拉走了紧拽着母亲的邻居肖家姑娘，母子三人都吓坏了。当晚，他们住在一农户家。因遭风寒，外加惊吓，母亲病了，发高烧，不能喝水，返回张家冲，服了药，病才好。以后几十年中，我母亲只要看到电影、电视里的日本鬼子就心慌。那天襁褓中的二姐也历尽艰险。表姐抱着她正气喘吁吁往前跑时，听说日本鬼子来了，吓得忙把孩子放在山边往山上跑走了，幸好张师傅隔着两丘田看到并及时赶到把孩子抱回。要是又有鬼子来了，后果真不堪设想，真该感谢上苍，感谢危难中相助的好人，使石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天，父亲因到外乡贩货未归，无法照顾家人。

　　辗转终迎胜利日

　　石塘这个地方越来越不安静了，时不时有日本鬼子来“打闹”。逃离家乡大半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远乡，十几个人的生计也渐成问题。此时父亲从逃难的人群中打听到，在离长沙三十来里的真人桥还算安宁，而父亲的拜把兄弟龚寿年的家正座落在真人桥的泉塘村。为了日后生计，也为了十几个人的安全，1945年1月，父亲带领着这一班老老少少从湘潭石塘出发，一路步行。母亲则抱着才两个多月的石君坐在土车子上，顶着一路风寒，终于经宁乡辗转到达长沙城西边的真人桥泉塘村。

　　泉塘离真人桥约三四里路，三面环山，东面较为开阔，离长沙只有十几里路。到泉塘后不久，表姐、叔叔一家等人先后返回长沙县的乡下老家。这时留在龚家的仍有十余口人。由于人多，龚寿年先是将我们安顿在他家老屋南山坡后的长工茅屋里居住。茅屋不大，挤着开了三张大床也足以容身。茅屋的下边是一口水塘，站在茅屋前东望，开阔的水田被远处横着的一线山丘阻断，山的那边就是长沙城的天空。长沙子弹库爆炸的那天晚上，从这里看到长沙上空彤红一片。后来，随同的其他人陆续各回老家，龚寿年则将我家连同四娭毑六口人安排到其老屋里居往。

　　住在龚家期间，大姐读了一段私塾，学《增广贤文》，后又上了小学。这期间，为了生活，父亲冒险从还是日本人占踞下的长沙铜铺街老家，运来了两台织袜机，组织四个职工，在泉塘龚寿年家因陋就简地开始了织袜的手工生产。父亲还往返于泉塘、长沙，将这些数量不多的连工钱也赚不回的手工产品运到长沙托人卖掉，以维持生计。母亲做饭、带孩子，大家齐心协力生产自救，聊以维持逃难中的生涯。这期间，父亲经常冒着敌机不断轰炸的危险去长沙城里看看，或购买染料，或了解察看市区内的铺面厂房是否完好，或打听有关战局的消息。

　　1945年8月15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来了，日本侵略军投降了，长沙光复了。经过八年离乱，我们家终于又回到了被战火摧残得破破烂烂的铜铺街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