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战争伊始，先父向德将开办在上海市的“中华煤气车公司”，经长沙辗转撤退到广西桂林，并更名为“新华工厂”，继续生产西南大后方急需的煤气汽车（当时我国汽油紧缺，所以努力发展煤气汽车）。1939年秋，我父亲被国民政府军政部紧急征召至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由汉阳兵工厂与巩县兵工厂合并而成），任试验所主任兼五分厂厂长，在辰溪的一个山洞里研制和生产消灭日寇的武器。新华工厂则交由我叔叔向恭实打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父从兵工厂离职，将新华工厂由桂林四义村迁回湖南长沙天心路（今为城南路）。父亲原以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应该能够赢得和平环境，一心一意建设新中华。可他没有料到，国民党当局很快就撕毁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谈判协议，发动全面内战，老百姓重新回到水深火热般的苦难之中。

由于时局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的工厂也颇不景气，生产的煤气车卖不出去，工厂难以为继。眼看实业救国的美好愿景就要化成泡影，中共中央华中局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派人送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父亲读到毛泽东那些号召全国各阶层团结起来，建立人民民主新中国的激扬文字，如沐春风，心向往之。

当时，父亲担任湖南省工业委员会常委和《湖南省工商年鉴》编委会主任。1948年深秋，在一次与全省工商业巨头聚会时，他情不自禁地宣传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他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搞法不一样，民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不操纵国计民生，民族资本可以大力发展。”与会的实业家们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早已怨声载道，但由于受反动媒体报道的造谣蛊惑，对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难免心存疑虑甚至于恐惧，不少人打算在国民党彻底垮台后也一走了之。听了我父亲的言论他们觉得很新鲜，便迫不及待地想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然而我父亲在这方面也只是一知半解，还不能为正处在人生十字路口难以抉择的实业家们指点迷津。父亲并不知道，中共地下党员陈执中、马毅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他们将我父亲的讲话和会议情况向上级予以汇报后，地下党组织便立即指示文志杰同志介绍我父亲加入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从此，父亲便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为迎接湖南解放和成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二

1949年6月初的一天，受中共长沙工委书记沈立人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杨肇明同志，在中兴铁工厂厂长彭葆芝和利华橡胶厂厂长曾诚意的陪同下，来到天心路新华工厂会晤我的父亲，商量筹组长沙民营工厂联谊会。起初，联谊会由刘涵担任总干事，我的父亲担任副总干事。不久刘涵因公辞职，遂改选父亲为总干事。联谊会自筹备成立以来，各大小民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主，前来参加者极为踊跃，一时间成为了党领导的团结工商界人士的进步组织。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后，父亲以民营工厂联谊会的名义，多次组织召开座谈会，请地下党员以经济学者身份，讲解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介绍解放区保护私营企业的实例，安定了人心，击败了反动派企图制造迁厂、停工的阴谋。

父亲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于长沙成功研制出煤气汽车，在抗日战争其间又派员将后方大部分地区的燃油汽车，改装成这种以木炭作燃料的向德煤气汽车，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汽油供给的封锁，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受到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海陆空军褒奖，获得银盾勋章一枚。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像我父亲这样“风向标”似的人物，决不能为共产党所用，于是多次游说我父亲随他们“撤退”。父亲执意不从，他们便用尽心机，威逼恐吓。有一天我父亲外出开会，几个被人指使的兵痞闯入工厂敲诈勒索，寻衅闹事，其中一个自称连长的人还掏出手枪说要毙了我母亲。幸亏闻讯赶来的几十个工友，将兵痞团团围住，我母亲才幸免于难。我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自己和家人时刻都有不测之险，但他隐隐感觉到地下党也在时刻暗中保护着他。

1949年8月5日，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将军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父亲作为迎接解放联合会主席团成员，亲临长沙市郊区东屯渡迎接解放军第12兵团138师入城。就在和平解放后的第三天——8月8日，湖南省党政领导人之一王首道同志，在原何健公馆接见了我父亲和袁世先、曾诚意等七名工商界代表人物。他就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作了详尽阐述，并对复工生产、支援前线作了明确指示。我父亲和联谊会其他负责人随即响应，向全市工商界发出四点号召：一是恢复生产，支援前线；二是拒用银圆，拥护人民币；三是支前借款，慰问子弟兵；四是函促去港澳工商界人士，回长沙发展生产。

仅1949年8月至9月，经过父亲等人的努力工作，长沙工商业界复工复业的有1020户。当解放军继续进军大西南时，父亲又组织工商界人士借款5亿7千万元（旧币），供给粮食1000余担。为应部队抢修浮桥和铁路之急需，父亲亲自设计制造了活动锯木机送给解放军，并组织工厂制造了大量铁路道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父亲被聘为长沙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直接参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此后不久，父亲在中共长沙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于工商界人士中集资募股，创建公私合营长沙建湘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尽快“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遗余力。

三

1950年初，在大学同班同学王新元的推介下，父亲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并被民建总会指定为民建长沙分会筹委会召集人。随后，父亲出任长沙市副市长，民建湖南省委主委、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和第一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第一届湖南省政协常委，为促进湖南工商业者的团结、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父亲去世已经三十又四年。他老人家的物质财富全部献给了国家，但那满腔的爱国热忱，却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可以告慰的是，他早年建设新中华的美好愿景，如今已完全变成了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未有如此繁荣富强。

（作者：向荣旦 民建长沙市委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