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们这一辈人基本上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随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繁荣富强，老百姓过上了小康日子。近来天寒，我宅在家中，翻看前些年所写手稿，不禁为自己所写的一篇散文《那年除夕》而感概。由于经历过，有对比，知足常乐！老夫不揣冒昧，将这篇散文发给各位分享。预祝我市广大民建会员春节愉快！
一九七三年，我在河南灵宝县农村教书。那是一个三省交界的穷乡僻壤，与山西隔着黄河相望，离陕西则更近，抬眼往西北边望去，那莽莽苍苍的小秦岭便是省界。
腊月中旬，我所在的公社中学放了寒假。我有家归不得，因为远在长沙的父亲，头上正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当时文化大革命尚处在“斗、批、改”阶段，全家被赶至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即使回去，与父母“挤挤一堂”，派出所或居委会隔三差五地来查户口，而且老选在半夜时分，让人活受罪，还不如不回去的好。
当年的豫西农村生活虽然清苦，但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却依然保持着尊师的传统。学生家长从来不把我当“异己”看待，学生们也十分尊敬我这位来自南方城市的年轻教师。当得悉我未回家过年时，一些学生盛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年夜饭。我为究竟去哪个学生家犯了难，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去班上最贫困的学生杜黑娃家。
黑娃是陕西洛南山区的孤儿，几岁时被他养父杜黑蛋抱到此地。杜黑蛋还抱养了一个略小一点的女娃，叫杜黑女。
杜黑蛋肤色并不黑，他与一般北方农村的汉子一样，都有着古铜色的脸庞，结实的身板。虽说没我高，但个头也有一米七。政治上他更不属于“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他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扛长工出身。当地男孩一出生，父母所取乳名多为石头、铁蛋、腻歪、破碗、狗娃、小驴之类，他们认为乳名越卑贱，越能避祸驱灾。不过黑蛋以及他的养子、养女的乳名全都成了登记在册的大名，这个现象倒不多见。
黑蛋年近半百，从未娶过妻，却“下了一男一女两个蛋”，人家免不了讥讽他，他却是乐呵呵地傻笑。一个单身汉在贫困农村要拉扯两个孩子会有多难啊，黑蛋家顺理成章地成了“生产大队”贫困户之一。
黑娃几乎没交过什么作业，是全班学习最差的。他一放学，就忙不迭地去割可作绿肥用的蒿草交给生产队，以折算工分。好在那时也不大讲智育，学校里经常停课搞什么勤工俭学活动，还美其名日“学工、学农”。我这个班主任最头痛的事就是带学生完成勤工俭学任务。那年学校里给我们下达了编柳条筐的指标，连班主任老师在内，每人十个。说实话我仅仅只编了一个，这一个还是黑娃手把手教我才编成，其余都是黑娃代劳的。黑娃编的柳条筐周周正正，送到供销社个个都是一等品。黑娃文化成绩虽然差，但“学工、学农”是好把式，在这方面他反倒是我的先生。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好几天，一直到除夕的黄昏里才停了下来。黑娃领着我踩着嘎嘎作响的积雪进了村。杜黑蛋头顶白羊肚毛巾，身着半新青布棉袄站在院门口迎候我。
他家的院子不大，大约不到两百平方米吧。房子是干打垒的。屋顶上盖的是茅草，茅草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屋檐下悬吊着一根根尺来长的冰棱。房门外的墙上挂满了一串串的玉米和红辣椒。院门外、房门口都贴着用红纸写的春联。春联的内容富有那个时代的特色，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没有阶级友爱深”之类。
进入房门，中间是灶屋，东西向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茅舍虽简陋，但还算干净整洁。黑娃告诉我，按当地的习俗，腊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各家各户都是要打扫房子的。人们挑开房檐上粘结的蛛网，扫净灶台上堆积的灰尘，换上贴花的新窗纸，在忙碌中等待着那个“一夜连双岁，三更分两年”的除夕。
黑蛋领着我进了东边的房间，整个房间几乎全被一个土炕占着。炕上铺着苇席，炕的一头叠着两床破旧棉被，炕中央摆着一张尺把高的小桌子。我和黑蛋盘腿坐到炕上，黑娃、黑女在中间灶屋里忙活着。炕桌上已摆好了象征如意的黄豆芽和冻豆腐、胡萝卜丝、猪头肉等四碟冷菜。黑蛋给我斟上酒要我先喝，我坚持等黑娃、黑女一起来。我知道，农民是何等地看重过年啊!那时的农村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也十分单调。戏剧只准演八个样板，电影只准放“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至于电视，乡下人听都没听说过。我想农民盼过年不光是可以美美地吃上几顿，最主要的还是全家团聚，走亲访友，通过一些传统的形式来送旧迎新，憧憬未来，给心灵带来希望和慰藉。乡下的孩子尤其巴望过年，即使再穷的人家也多少要打发孩子一点压岁钱的，一般来说，还会给小孩添置新衣服。
黑娃平时老穿一件几乎没洗过的已成灰白色的对襟褂子，一条不系皮带的扎头黑土裤，显得邋里邋遢的。除夕晚上吃团年饭时，他换上了一套不大合身的、有着四个兜的蓝色的旧棉袄。黑娃虽有16岁了，但个头只齐我肩高。我揣测他所穿的这套过于肥大的衣服是哪个好心的公社干部赞助的。不过黑娃头上戴的黄色的仿军帽，脚上穿的解放鞋倒有几成新。尽管这身打扮显得十分滑稽，但黑娃挺高兴。他裂开厚嘴唇憨笑着，一双小眼睛泛着灵光。黑女也穿了一件红花棉袄，端着一个烧木炭的铜火锅上了炕。
豫西农家吃饭一般不做热菜的，平时就吃油泼辣子或就着咸菜下饭，即使过年也不过吃顿饺子而已。那里的人见面打招呼总是问，你吃啥饭?绝不会问你吃啥菜?那晚请我吃火锅可算是最高礼遇了。不过火锅里只是几块带皮的大块的肥猪肉加上红薯粉条、红白萝卜一起熬而已。我和黑蛋一家围座四方，一边拉家常，一边畅饮。我不时地开“金丝猴”牌的香烟给黑蛋抽。“金丝猴”是陕西产的名牌烟，过年了才给国家干部、公办教师每人配给两包。黑蛋虽然一一收下我敬的烟，但他却没抽，他说还是用烟锅抽旱烟过瘾。
除夕之夜，小孩子是要守岁的。那时没电视看，户外又冰天雪地的，所以黑娃、黑女也一直坐在热炕上听大人讲古。黑蛋虽说是文盲，但旧戏看得多，说起戏文来一套一套的。那晚他讲的是秦香莲。说着，说着，他突然吼起了秦腔：“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叫一声驸马爷你听分明……”
秦腔是那一带地方甚为流行的剧种，它起调高，又是长调，不吼出来不韵味。黑蛋讲古绘声绘色，倾注了他爱憎分明的感情，寄托了对为政者应关心民众疾苦的希望。
酒醉饭饱之后，黑蛋给我倒了杯酽茶。我品了一口，微带苦涩，我知道这是用最便宜的砖茶熬的。这种茶用老叶子压制而成，味道虽然不佳，却可解酒去油腻。我抬手腕看表，已近午夜12时了。黑娃、黑女下了炕，作古正经地对着黑蛋嗑了三个头。
黑蛋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向老师就是你们的干大，你们也给向老师磕头。”
当地人把父亲叫“大”，“干大”也就是干爹的意思。黑蛋这样说只是隐喻罢了，可是黑娃、黑女却当了真。他们齐刷刷地跪下给我磕头，黑女还真的喊了我几声“干大”。其实我比他们大不过十岁，岂敢居“大”?我连忙下炕扶起他们，一人给了五块压岁钱。
那个年代在豫西农村十块钱可以买十只鸡，割十几斤肉。学校附近的生产队一个全劳力每天挣十分工，折算成人民币不过两三毛钱，倘若年成不好则收入更少。十块钱在黑蛋眼里不算小数了，他坚持要给我回礼。临走时黑蛋一定要黑娃提着一篮子白馍送我。这些白馍有的做成猪、狗、鸡、鼠的生肖图案，有的呈12瓣莲花形，还有的上面按着几颗大红枣。过年送人白馍是当地的风俗习惯，白馍是上档的拜年礼品。豫西农村旱土多，水浇地少，小麦种得不多，粮食作物主要是较为高产且较耐旱的玉米、红薯。当地将玉米称作番麦，学校附近村庄几乎一年四季都是吃黄色的番麦面馍，和用红薯干磨碎后再压制成的黑色面条。
午夜了，新年进入倒计时。有的人家开始放鞭炮了，“啪”、“啪”地响，引来一阵阵狗吠。黑蛋家拮据，无钱给娃儿买鞭炮，而买了鞭炮的人家也舍不得一次就将整挂的鞭子放掉。他们将鞭子细心地拆散，一只一只地用香点燃扔出去，所以这里过年并未听到“辟里啪啦”的声声爆竹，只不时地听到“啪”、“啪”的单响。与繁华的长沙比起来，这里少了许多的热闹，多了几分冷清与寂寥。
村子里没有电，家家户户都点着昏黄的煤油灯，但那晚的户外，却银光耀眼。晶亮的冰棱沉沉地压在村口那棵大柿树上，有的枝条都被压断了。放眼四周的田野全是白茫茫的，远处的小秦岭也成了皑皑雪山。一弯如镰的月儿悬在深邃的天空上，不由使人想起宋代词人程垓“月挂霜林寒欲坠，马上离魂衣上泪，问江路梅花开也未”的句子来。眼前的景象是凄美的，我的心情是凄凉的，我不仅深深地怀念远在南方城市的亲人们，而且也在想这一穷二白的豫西农村，何日才能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啊。
过年后的仲夏，我调回了湖南。后来黑娃来信告诉我，他高中没念完就去义马煤矿当了工人。又后来听说他与黑女结了婚。去年洛阳的老朋友来访，我特别问及灵宝农村的情况。他告诉我，“改革开放”后那一带地方已成了名闻遐迩的富裕之乡，原因是与陕西搭界的小秦岭发现了金矿，许多农民都成了掘金的矿工了。
我一直想回呆了六年的灵宝看看，不知杜黑蛋可还健在？黑娃、黑女也应该当爷爷、奶奶了吧?